只有供給端、需求端和分配端三方協同發力，建立起相對完善的促進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才能形成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合力。

2022年是黨和國家歷史上極為重要的一年。

一方面，面對風高浪急的國際局勢和世紀疫情發生以來的第二波強沖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迎難而上，加大宏觀調控力度，有效防范化解各類風險挑戰，在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發展、統籌發展和安全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實現就業、物價基本穩定，糧食安全、能源安全和人民生活得到有效保障，保持了經濟社會大局穩定。

另一方面，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為當前和未來經濟發展注入強大信心和動力。黨的二十大報告深刻闡釋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描繪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藍圖，為新時代新征程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指明了前進方向、確立了行動指南。

2023年是全面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的開局之年。

首先，要將宏觀調控政策與優化疫情防控政策有機結合，更好地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發展，更好地統籌發展和安全，推動經濟運行整體好轉。

其次，要充分評估、積極應對各類風險挑戰，聚焦高質量發展主題，深化改革開放，著力解決制約高質量發展的重大瓶頸和短板問題。

最后，要堅持真抓實干，激發全社會干事創業活力，讓干部敢為、地方敢闖、企業敢干、群眾敢首創，形成共促高質量發展的合力，將黨的二十大擘畫的發展藍圖一步一個腳印地變為現實。

- 01 -
疫情防控政策重大變化
經濟運行常態化可期

▌1. 疫情沖擊下經濟增長模式及其演化趨勢

新冠疫情抑制了人流、物流活動，使旅游、交通運輸、住宿、餐飲等行業遭受重創，而對金融、房地產、互聯網平臺等行業的影響較小。

綜合來看，消費與服務業首當其沖受到巨大沖擊，工業、出口、投資等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線下、線上市場差異顯著，線下蕭條、線上繁榮；抗風險能力強的大企業、國企發展形勢較好，而許多中小微企業則陷入生存困境。

三年來，疫情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總體呈“沖擊—恢復”和“一低一高”趨勢，即疫情發生當年經濟受到巨大沖擊，隨著疫情防控取得明顯成效，經濟開始逐步復蘇。

2022年上半年我國經濟形勢與2020年極為相似，2022年二季度GDP僅增長0.4%，主要原因是消費萎縮和服務業衰退；隨著上海、北京等地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成效，三季度GDP增長3.9%；由于疫情形勢復雜化，地方防控措施未能與時俱進地調整而出現防控過度化的傾向，導致四季度經濟增長將低于預期，甚至低于三季度。預計2022年全年我國經濟增長3.1%～3.2%，比2020年略好。

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研究部署的進一步優化疫情防控工作的二十條措施和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綜合組發布的優化落實疫情防控“新十條”，將會給2023年我國經濟全面復蘇帶來積極影響。

▌2. 疫情終結和經濟運行常態化可期

按之前的“沖擊—恢復”趨勢以及疫情防控政策的重大變化所產生的深刻影響，2023年我國經濟或將重演2021年的強勁恢復發展走勢，而且隨著疫情向低危害性演化并有望在不久的將來終結，前三年形成的“沖擊—恢復”增長模式也會結束，經濟運行將回歸常態化。預計2023年我國經濟增長將超過6%，甚至可能出現7%～8%的超常增長。

?第一，消費將迎來大幅反彈式增長。除基本消費品和非聚集性消費外，被疫情深度抑制的其他消費特別是服務消費需求將會隨著經濟運行常態化而集中釋放，三年結存的購買力有可能產生倍增的消費補償。

相關研究表明，我國現階段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均增長率約為7%～8%（名義增速，實際增速為6%以上），疫情發生前兩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平均增長4%，即有近4個百分點的消費增長潛力被抑制。

2022年1~10月，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360575億元，同比增長0.6%，預計全年增長不足1%。受益于疫情防控政策優化和消費潛力的釋放，預計2023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或將增長9%左右，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將超過60%，即貢獻4個百分點以上。

?第二，投資增長將適度放緩。2020年和2022年，由于經濟增長的主動力——消費和服務業均遭受疫情的巨大沖擊，投資對這兩年的經濟增長作用顯著增強，但這并不代表投資將再次主導經濟增長，只不過起著暫時的“托底”作用。

投資對經濟增長作用的短期增強，一是超前發展基建，透支未來的投資；二是以擴大供需不平衡的矛盾為代價，緩解總量增長矛盾。

一旦經濟運行完全回歸常態化，這些政策“托底”類投資將會加速退出，預計2023年我國投資增長約為3%～4%，比2022年明顯回落。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我國投資潛在增長率只有4%左右。

?第三，出口增長將面臨多年不遇的外部壓力。疫情發生以來，我國出口表現出明顯的韌性，出口競爭力增強。

2020年和2021年，我國外貿出口總值按人民幣計價分別增長4.0%和21.2%，分別拉動GDP增長0.6和1.7個百分點；2022年前11個月，我國外貿出口總值21.8萬億元，同比增長11.9%，超出年初預期，預計2022年凈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接近1個百分點。

2023年，我國出口增長將面臨多重挑戰：

一是全球經濟因美聯儲超常加息而可能處于明顯的增長收縮期，甚至會引發一些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經濟衰退，從而抑制我國的出口增長；

二是我國因疫情管控有效而獲得的短期“絕對優勢”將逐步消失，之前面臨的“前堵后追”的外貿壓力會再次加大，出口增長放緩在所難免；

三是美元過快升值引發的全球經濟調整，使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這對我國商品出口也會產生不利影響。

?第四，2023年我國產業發展將是補齊產業鏈短板與升級并重，有的行業大升，有的行業小升，有的行業繼續調整。

一是服務業將重現升勢。疫情防控政策的不斷優化以及疫情有望終結的預期，將極大地促進服務業強勁復蘇，出現明顯的補償性增長機遇，特別是旅游、交通、住宿、餐飲等行業有望出現爆發性增長。

二是制造業增速將繼續回升，效益也會明顯提升。制造業受到需求恢復與創新升級的雙向驅動，將迎來一個較穩定的增長期，其中汽車產銷量有望突破3000萬輛。同時，由于生產資料價格下行，規模以上企業的總體效益將會有較明顯的提升。

三是房地產業將迎來新一波自然反彈式增長，但增長空間有限。影響我國房地產業發展的主要原因是長期的透支過度（居民、政府、房地產商和金融機構等參與方都存在透支過度問題）和房價虛高累積的長期高泡沫。房價長期虛高、行業負債率攀升以及金融風險的累積達到一定程度時，必然出現不可避免的趨勢性調整，其主要標志是風險釋放加快并可能釀成系統性風險。同時，由于諸多以前較為奏效的刺激政策很難持續發揮作用，房地產業將步入長調整期是無法抗拒的產業生命周期規律。

四是平臺經濟將進入階段性或周期性調整，面臨重組與轉型升級的雙重壓力?；ヂ摼W平臺經濟因其無接觸、跨時空、交易成本低等優勢，在疫情發生后獲得大量的轉移需求，得以迅猛發展。但隨著疫情或將終結以及平臺過度擴張所暴露的問題而引起的政策規制及信用體系建設加快推進，平臺經濟將進入一個增速下降的調整期。

- 02 -
抓住經濟復蘇機遇，
全面提振高質量發展信心

2023年我國經濟全面復蘇可期，但經濟全面復蘇后的路怎么走？

2022年12月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2023年的經濟工作要堅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

“穩”就是要保持宏觀經濟政策基本穩定，突出做好穩增長、穩就業、穩物價工作，穩住經濟大盤；“進”就是深化改革創新、加快推進動能轉換、全面提升經濟發展質量?！胺€”是前提，“進”才是關鍵，沒有“進”，“穩”只能是暫時狀態，且“穩”的代價也極大。

綜合分析，如果不能有效解決制約高質量發展的幾大難題，我國宏觀經濟有可能會面臨新一輪增長下行壓力。經濟運行恢復常態化后，關鍵在于如何提升經濟發展質量，即黨的二十大提出的“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1. 宏觀經濟新一輪增長下行壓力猶存

筆者認為，2023年我國經濟強勁復蘇后，在2024年或2025年有可能面臨新一輪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其主要有兩方面原因。

?一方面，從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轉變，關鍵在于動能轉換，而目前我國經濟發展新舊動能轉換過程尚未完成。

從供給端來看，創新驅動型經濟尚未最終形成。

我國經濟發展仍處于報酬遞減過程中，特別是制造業自2012年以來持續處于報酬遞減過程中。

從報酬遞減到報酬遞增的轉換，不僅需要時間，更需要全要素生產率的持續增長。創新驅動型經濟形成的一個重要標志是三分之二的制造業或其他重要產業形成報酬遞增態勢。創新驅動型經濟尚未形成的另一個重要表現是就業結構升級嚴重滯后。

在疫情沖擊下，就業總量壓力短期明顯加大的同時，就業結構性矛盾變得異常突出，主要表現為大學生失業率偏高（從疫情發生前的8%～10%上升至目前的18%左右）。大學生失業率偏高既有供給端持續擴大的原因（每年新增大學畢業生超過1000萬人），也有短期疫情沖擊的影響，但最主要的問題是就業結構升級滯后。

2011~2020年，全國單位就業總數由14413.3萬人增至17039.1萬人，9年增加2625.8萬人，其中六大高端制造業（醫藥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汽車制造業、電子設備制造業、儀器儀表制造業）和三大高水平服務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教育產業）合計就業數由2011年的4648.98萬人增至2020年的5239.79萬人，增加590.81萬人，僅占全部就業增量的22.5%。

由于就業增量貢獻率少于多年平均就業增量占比，導致上述兩類高端產業就業占比不升反降，由2011年的31.31%下降至2020年的30.75%，9年下降0.56個百分點。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金融、房地產、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三類技術含量不高的服務業就業增量貢獻大、占比上升快，單位就業總數從2011年的1040.49萬人猛增至2020年的2027.97萬人，9年間對新增就業的貢獻率達37.61%，就業占比由7.22%上升至11.90%。

總之，在經濟發展的重大戰略轉換期，我國就業結構升級滯后進而影響社會分配結構，并抑制了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的擴大。因此，在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不僅要穩住就業的基本盤，更需要優化就業結構，著力增加高端產業就業崗位。

從需求端來看，消費主導型經濟尚未最終形成。

2014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更多地依靠消費增長，消費對GDP的貢獻率迅速上升（2014~2019年平均為61.6%）。疫情發生后，為了抵消消費大幅下降的影響，國家加大了投資特別是公共投資的力度，使得投資主導經濟增長再次回潮，消費穩定增長機制面臨新的考驗。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最主要問題是消費增長動力不足，未來我國經濟能否邁過高質量發展的“大坎”，關鍵要看消費，即如果沒有消費需求支撐，供給質量的提升也將會受到抑制。

從分配端來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居民收入差距偏大及激勵不足，是制約消費潛力釋放與供給質量提升的主要原因。

消費穩定增長機制難以形成，一半原因是遲遲不能擺脫投資依賴癥和房地產依賴癥，另一半原因則是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和分配不公問題突出，導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失衡。

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結構不合理導致收入分配差距擴大，進而導致居民消費傾向下降。

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和邊際消費傾向下降是當前消費動力不足的主要原因，具體表現在：

一是房價長期快速增長形成累積性沖擊效應，導致普通居民可支配消費收入和儲蓄率下降，從而降低邊際消費傾向并弱化消費預期；

二是高收入群體財富增長快、占有財富過多，富人邊際消費傾向迅速下降，從而帶動城鎮居民邊際消費傾向整體下降。

因此，促進消費增長、培育消費穩定增長機制，關鍵是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縮小收入差距，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同時要加強對企業創新要素特別是人力資本的激勵。

?另一方面，我國經濟發展面臨多方面的“躺平”壓力，致使大量資源難以有效集中到優化產業結構、提升供需兩端高質量發展水平上來。

“躺平”傾向或政策限制了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推高了經濟發展成本，成為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梗阻”。

當前在我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有幾種“躺平”傾向值得關注，主要表現為三個依賴：一是依賴房地產，二是依賴投資，三是依賴外力。

這三個方面都曾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但在高質量發展階段，這些手段有的已經失靈，如依賴房地產推進城鎮化和經濟總量擴張；有的效益正在大幅遞減，如投資特別是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收益遞減是加大經濟增長下行壓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再就是一些地方過度注重引進外來資本，卻忽視對內生動力的培育。

當前最突出的“躺平”壓力是一些地方難以擺脫對房地產的依賴。

房地產過度發展既是最大的資源浪費，也是勞動分配激勵和創新激勵不足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其所形成的房價泡沫化和資本“食利化”傾向導致經濟發展的嚴重失衡，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形成兩大“梗阻”：

一是導致產業結構固化，甚至出現明顯的產業降級效應，如許多高耗能行業嚴重依賴于房地產，房地產長期非理性繁榮意味著這些行業轉型升級的緊迫性和壓力降低，從而導致這些行業轉型升級與創新能力不足；

二是導致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和激勵不相容，對消費增長形成抑制效應。

因此，對房地產業的政策調控要保持戰略定力，不能因短失長、因小失大。

必須認識到房地產業的過度發展將增大解決許多結構性失衡問題的困難，也將會錯失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機遇。

要清醒地認識到穩房地產并非穩房價、再造房地產業新繁榮，而是重在化解可能出現的對社會形成巨大沖擊的風險，防止其演化為系統性金融和經濟風險；“保交樓”是穩房地產的底線，是防范房地產風險轉化為重大系統性風險的“托底”之策，是為了保障房地產業平衡調整之舉。

投資依賴與外力依賴也是地方經濟發展的一種“躺平”傾向，是我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的主要障礙。

投資依賴已經成為各地發展經濟的一種內在慣性，應對疫情沖擊或其他重大風險挑戰時常常會復歸和強化這種依賴。

因此，必須將投資依賴從適應性調整轉向戰略性調整，即主動擺脫投資依賴癥。

外力依賴傾向與投資依賴傾向在形式上和機制上都有相似性，即期待以簡單、便捷的“拿來主義”發展本地經濟。為了擺脫對投資和外力的依賴，地方政府應當在改善本地區發展環境上著力，在促進本地產業、企業做大做強做優的基礎上，吸引外來資本、人才等資源的集聚。

▌2. 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政策建議

未來五年，打一場以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建設強大的內需體系為重點的高質量發展總體戰，既至關重要又時不我待。

進入新發展階段，經濟發展的關鍵是動能轉換，不僅需要科技投入、優化供給結構、提升原始創新能力，而且要實現經濟發展模式由投資主導向消費主導的根本轉變。否則，投資低效率問題難以解決，而巨大的消費潛力又得不到充分釋放，將會導致穩增長政策事倍功半。

歷史經驗表明，要發展消費主導型經濟和創新驅動型經濟，都離不開深化分配體制改革。只有供給端、需求端和分配端三方協同發力，建立起相對完善的促進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才能形成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合力。

?一是加快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有利于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宏觀和微觀機制。

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最重要的就是建設有利于高質量發展的宏觀和微觀機制，以制度創新促進發展方式和模式的轉型升級。

首先，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特別是要進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優化小微企業的發展環境，有效激發微觀經濟主體的內生動力和活力。

其次，要深化企業制度改革，建立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弘揚企業家精神，建設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

第三，要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完善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社會信用等市場經濟基礎制度，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

第四，要深化金融、財稅領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現代銀行與資本市場制度、現代預算制度，完善稅收政策及財政轉移支付體系；加強和完善現代金融監管，強化金融穩定保障體系，依法將各類金融活動全部納入監管，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第五，要加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執法，依法規范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秩序。

?二是扎實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全面提升供給端高質量發展水平。

未來五年，推進創新發展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這是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需要，也是應對西方國家遏制我國崛起的最重要、最緊迫的戰略要務。

首先，要明確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的戰略目標，建議分兩步實現：

第一步，到2027年前后，我國一半以上的重點產業擺脫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局面，成為產業創新和原始創新的引領者；

第二步，再經過七八年的努力，使我國80%以上的重點產業擺脫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局面，形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產業鏈、供應鏈與創新鏈。

其次，要以國家戰略需求為導向，集聚力量開展原創性、引領性科技攻關，高效實施一批戰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國家重大科技項目，使我國自主創新能力盡快上新臺階，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最后，要加快建立支持全面創新的基礎制度，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打通各種限制人才資源優勢發揮的主要體制機制堵點；補齊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短板，使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真正成為創新發展的“護身符”。

?三是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促進共同富裕，充分釋放消費潛力，形成以消費為主導的強大內需體系。

作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本面，供給端高質量發展必須有需求端高質量發展做支撐，而需求端與分配端緊密關聯，完善分配制度是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徑。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重在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

初次分配是基礎，是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要健全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最基本、最持久的激勵；

再分配是保障，是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要完善政府對收入分配進行調節的機制，加大稅收、社保和轉移支付等對再分配的調節力度；

第三次分配是補充，是促進共同富裕的輔助方式，要建立社會自愿參與公益慈善事業的機制，引導鼓勵有意愿、有能力的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慈善事業。

?四是加快補齊城鄉、區域、民生領域的短板，提高經濟社會發展的協調性。

城鄉協調發展方面，要以推動城鄉深度融合發展為關鍵抓手，全面推進鄉村振興。

區域協調發展方面，要統籌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區域重大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新型城鎮化戰略四大戰略，加快建立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提高區域經濟發展的均衡性、協調性和可持續性。

補齊民生領域短板方面，要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使經濟高質量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在提高公共服務總體水平的基礎上，增強公共服務的均衡性和可及性；強化就業優先政策，健全就業促進機制，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健全覆蓋全民、統籌城鄉、公平統一、安全規范、可持續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完善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制度，擴大社會保險覆蓋面，健全基本養老、基本醫療保險籌資和待遇調整機制?！?/span>